就是在这里，双方发生了第一次不愉快。原因是中国官员提出，马戛尔尼觐见皇帝时，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这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使节大吃一惊，他立马拒绝了这一要求。
误会从一开始就产生了。英国人采取了祝贺生日的伪装，而这很容易被中国人理解为称臣纳贡。而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环节，加重了这个误会。
传统中国对翻译的要求不仅仅是“准确”，那些对皇帝心思揣摩得十分透彻的中国翻译深知怎么样才能得到皇帝的欢心。所以在翻译时，他们往往将外国来文的语气加工得十分“恭顺”。前面提到的那篇皇帝读后认为情词极为恭顺的“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的呈文，其实原文并不怎么恭顺，翻译们却在汉文中添加了“谨呈天朝大人，恭请钧安”“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等原文中根本没有的“惯用语”。同样，英国国书经过中国翻译加工后，也味道大变。
国书的原文是这样的：
英王陛下奉天承运，事事以仁慈为怀，践祚以后，除随时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和安全，促进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并在可能范围内设法促使全人类同受其惠。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指导下，英国的军事威力虽然远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胜利之后，英王陛下对于战败的敌人也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除了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增进自己臣民的繁荣幸福外，陛下也曾几次派遣本国最优秀学者组织远航旅行，作地理上的发现和探讨。此种举动绝非谋求扩充本国已经足以满足一切需要的非常广大的领土，亦非谋求获取国外财富，甚至并非谋求有益本国臣民的对外商业。陛下志在研究世界各地的出产，向落后地方交流技术及生活福利的知识，增进整个人类世界的知识水平。
改头换面之下，就成了如下内容：
咭唎国王热沃尔日敬奏中国大皇帝万万岁。热沃尔日第三世蒙天主恩，咭唎国大红毛及佛郎西依拜尔呢雅国王海主恭惟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本国知道中国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的心里长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的地方，连外国的地方都要保护他，他们又都心里悦服，内外安宁。各国所有各样学问各样技艺，大皇帝恩典都照管他们，叫他们尽心出力，又能长进生发、变通精妙。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皆因本境周围地方俱不平安，耽搁多时。如今把四面的仇敌都平服了，本境平安，造了多少大船，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并不是要想添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国土也够了；也不是为贪图买卖便宜，但为着要见识普天下各地方有多少处，各处事情物件可以彼此通融，别国的好处我们能得着，我们的好处别国也能行着。恐各处地方我们有知道不全的，也有全不知道的，从前的想头要知道，如今蒙天主的恩可办成了。要把各处禽兽草木土物各件都要知道，要把四方十界的物件各国互相交易，大家都得便宜。是以长想着要将各国的风俗礼法明白了。如今闻得各处只有中国大皇帝管的地方风俗礼法比别处更高，至精至妙，实在是头一处，各处也都赞美心服的，故此越发想念着来向化输诚。
翻译们自作主张，让英国国王在信中欢呼中国“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又删去信中英王说他自己“仁慈为怀”，关注臣民与全人类的幸福，及其军事威力强大，“远及世界各方”，对战败的敌人，“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等语，反而把这样内容加在乾隆身上，改写成英王赞扬乾隆“大皇帝心里常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论中国人或外国人，大皇帝“恩典”，“都要保护”。
读了这样的译文，能不认为英国人是前来进贡的吗？
“平等精神”和“等级观念”，这是英国人和中国人的矛盾焦点所在。在英国人眼里，他们对中国进行的是一次平等的友好访问。而在中国人眼里，国际关系中根本没有平等二字。凡是到中国来者，都是向中国表达顺从。中国人处理国内事务时，以等级制度为原则来获得秩序。他们处理外交事务时，也依然如此。朝贡体系的核心精神是等级制度，是基于文明不平等而产生的政治不平等。
而马戛尔尼的头脑中，文明国家的外交是平等的。英国人是以英国绅士的姿态，挺着腰板来到中国的。航行几万里，只为了给中国皇帝磕个头，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马戛尔尼使团的目的是“为了使整个东方向英国开放贸易，并使英中关系建立在条约的基础上”。那个时代英国人头脑里装着的是欧洲社会流行的启蒙运动的信念，那就是外交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而扩大国际贸易对全世界都有益。欧洲人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可以扩大生产，互通有无，提高就业水平，改善人类整体的福利。在起程之前，马戛尔尼说过这样慷慨激昂的话：“要使人类的知识更趋完善，不顾我们天性里的缺陷去建设一个幸福的社会，这就不光需要我们同中华帝国间建立起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关系。”这是典型的启蒙时代的话语。
因此，英国人说：“在地球上我们必须渴求的唯一东西是贸易自由。我们比地球上其他商业国家拥有更多的工业、更多的首创精神和更多的资本，除了开拓市场我们别无所求，让我们忠实地与对手开展竞争吧。”正是在这种信念下，马戛尔尼被授权向乾隆表述说“大英帝国除了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外别无所求”。（《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一 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3）
然而，在乾隆时代，这是中国人根本无法理解的观点。中国人的财富观是静态的，他们不相信贸易会增加整个人类的财富。在西方人眼中，利润是压倒一切的。而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利润从来不屑一顾。在中国人眼里，天朝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英国人不太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在乎那个三跪九叩之礼，而中国人也实在不能理解英国人为什么拒绝做这个并不难学会的动作。两个民族的思维，实在是大相径庭。
英国人拒绝行礼的消息震动了整个中国朝野。中国朝廷的脸色立刻由晴转阴。
英国人记述道，他们会见和砷谈判觐见礼仪时，遇到了一副阴沉的脸色：“和中堂接见公使的时候坐在正中一个铺着绸的高椅上，两旁有四个大臣。”“他们见了我们也不起立，态度冷漠，语气傲慢专横。”英国人感觉和砷故意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为了表示国家的尊严，他们似乎决心避免以平等的精神回答特使的敬意。”（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关于在此之后的争执的记载，已经汗牛充栋，没有必要在此罗列。事情的结局众所周知：因为英国人拒绝行礼，整个中华帝国都极为不悦。最后双方各退一步，英国人同意单膝跪地，随众俯首，中国人也不再勉强他们非要把头碰在地上。晋见因此勉强得以举行。
不过从此之后，中国人对英国人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餐桌上的菜少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也不再可口。其他丰富的供给也减量一半，甚至英国人所住的宾馆档次也降低了一格。中国官员的脸色冷淡下去。一切都表明，这个帝国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但是，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是实力论者。他们都十分清楚，国家的实力主要建立在军事及物质基础之上。因此，英国人对于此行还抱有希望。他们认为，皇帝看到那些代表英国国力的礼品后，会改变对英国人的态度。
确实，英国人的倨傲并没有影响皇帝对英国礼品的关注。
皇帝首先看到的是运到承德的体积较小的礼品，内容如下：
二百匹呢料，两台大望远镜，两支气枪，两支漂亮的猎枪，其中一支嵌金，另一支嵌银；二对加长了像步枪的马枪（可一次连射八发子弹）；两箱爱尔兰特产波纹绢，每箱装七匹；两箱高级英国手制华贵地毯。还有一大批英国贵族和名人的肖像。
皇帝细细观看了这些“贡物”，不过略感失望。皇帝期望的是看到“自行人”“机器狗”那样匪夷所思、巧夺天工的玩具。他并不需要呢料，在他的印象中，英国的呢子除了做帽子外别无用处，而他并不需要那么多帽子。至于枪械他也应有尽有。老人恋旧，虽然这些英国枪支做工很别致，但他用不太习惯，况且大生日的舞刀弄枪不太适合，所以他也没有试用。至于“千里镜”，在康熙年间就传到过中国。这两架大的望远镜他看了半天，除了别的望远镜是从正面看，这是从旁边看，似乎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事实上，只有专业人员才能明白赫歇耳望远镜与普通望远镜的本质区别，而中国并无这样的人才。英国人在写礼品清单时，十分强调这架望远镜的特殊之处，还特意强调了它是大科学家牛顿所发明。可是英国人的一片苦心白费了。在翻译时，翻译图省事，语焉不详，而且漏掉了牛顿的名字。
这些东西让皇帝兴趣索然。
真正让皇帝感兴趣的是其中的印刷品，喜欢绘画的皇帝承认这批画作确实十分精美。留在圆明园没有北上的巴罗写道：“（这批印刷品）主要是英国贵族和名人的肖像。为了易于接受，用黄色的摩洛哥革装订成三册。皇帝对这批肖像极其欢喜，派飞骑来到圆明园，（向英国画家）索要每一个人的姓名、爵位和官衔，并将其译成满文和中文。”
看过之后，皇帝命人把这些贡品摆在澹泊敬诚殿前，供中国百官观赏。
虽然对这些小件礼品有些失望，不过对于那些留在北京的大件，皇帝还是充满期待。毕竟，这些东西用了三千人才运到，光安装调试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其新奇巧妙，应该可想而知。
为了早点见到这批礼品，皇帝取消了每年生日之后都要举行的狩猎活动，提前返回北京。回到北京后，皇帝没有进城，而是直接去圆明园看贡品。因为马戛尔尼不愿在他面前下跪，所以他没法叫马氏陪同讲解：“皇帝一到圆明园，便前来观看礼品——这是当时在场的丁维提告诉我们的。他宁愿表现出这一合乎情理的好奇姿态，因为他知道马戛尔尼不会来向他夸耀这些‘贡品’。特使只是在第二天才获悉皇帝参观的事。”
然而皇帝的反应大出英国人的意料之外。英国人对“天体运行仪”寄予了很大希望。它向中国人立体而清晰地展示了太阳系的全貌。中国人的宇宙观还停留在天圆地方阶段，而英国人已经通过仪器，直观地告诉了中国人地球是如何围绕太阳运动的。“该仪器准确地模仿地球的各种运动，月球绕地球的运行；从仪器上还可看到太阳的轨道，带四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它所设计的天体运行情况可适用一千多年。”
然而在翻译过来的清单中，这个仪器被称为“天文地理大表”，中国人认为，它是用来测算节气的。甚至认为它和那种被称为“八音盒”的音乐装置类似。
皇帝也没有兴趣弄明白这架奇怪的大表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他关心的是里面的机关消息是不是与以前见过的钟表有什么不同。然而，据中国匠人汇报，并无新奇之处：据派出学习之西洋人及首领太监、匠役等佥称，连日留心看得大表内轮齿枢纽运转之法，并无奇巧，与京师现有钟表做法相同。
皇帝因此对它就没了兴趣。
至于地球仪，皇帝更看不上眼。因为这东西康熙的时候就传到中国来了。宁寿宫、乐寿堂里的地球仪已经放了上百年了。英国人想要通过地球仪展示的是他们的地理知识和航海成果。“该地球仪标有受英王陛下之命在世界各地远航所发现的新地方，并画出所有这些远征的航海路线。”而这些奇怪的地名和符号，皇帝根本看不懂。况且翻译也没有提到什么新航线的问题，只翻成：“天下万国四州山河海岛，都画在球内。亦有海洋路道，及画出红毛船只。”
对于那架“地理运转架”，皇帝和中国官员只注意到了其座架花纹一般，不如宫中旧藏：“地理运转架一件……座架上装饰花纹尚不及景福宫仪器精好。”
唯一引起皇帝兴趣的是帕克透镜。英国天文学家在皇帝面前卖力地做着各种示范。他将一块金属放在透镜前面，一会儿工夫，金属熔化了。皇帝十分惊奇，由此得出了结论：“无论透光镜或望远镜的原料都是玻璃，同一种东西通过欧洲人的技巧而做出不同功能的仪器来。”
这真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不过皇帝并不以为奇。西洋人的长处就在于制造这些淫技奇巧而已，于人生日用并无大的裨益。试想，谁会用这样笨重的家伙来点火呢？只有和砷表现出了漫不经心的兴趣和一定程度的敏锐。“和砷用它来点他的烟斗——似乎这个仪器只是个‘笨重的打火机’——并提了几个问题：‘是否可以用这透镜去火攻敌方的城市？阴天时它们如何起作用？’但他并不听回答。”
帕克透镜的表演以哄堂大笑结束：“一个冒失的太监伸出手指被烧痛了，匆忙把手缩了回来，这引起了哄堂大笑。示范表演就到此为止。这太可怜了。”
皇帝又看了一眼气压计，确定了他的失望。“他看了一眼气泵，临走时冒出这么一句话：‘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
在礼品中，英国人最希望中国人重视的是“君王”号的缩小模型，这是一艘装备着一百一十门大炮的战列舰，是英国舰队中最出色的战船。如英国人所愿，皇帝被它吸引了片刻。但是他提的问题却遇到了翻译上的困难。
皇帝扫兴地走了。不过基于他不同寻常的英明伟大以及他的军事素养，他后来还是补看了一下英国火炮的演练。不过很不幸，他们没有用英国炮手。“来了一名官员，他要求把炮弹即刻送到圆明园去试射。但中国人自以为技术熟练，没有要用我们的炮手。”
这次没有英国人目击的演练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从此之后，这些欧洲的最先进的迫击炮就再也没有被搬出来用过。总的来说，皇帝认为英国人是一个爱吹牛的民族，开始所称的极大极好的贡物，只不过是“张大其词”，很多甚至比不上中国人自制的“精巧高大”。
皇帝总结说：
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至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
英国使团还有一样撒手锏。这虽然不是什么高精尖产品，但使团成员几乎个个认为它会在中国打开销路，这就是英国马车。
中国马车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大的变化。由于车轮是木制的，座位位于轮轴上方，人正好坐在重心上，又没有弹簧等减震设备，因此乘客饱受颠簸之苦。坐上几十里路，往往困顿不可言状。
英国人马上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发现，甚至皇帝坐的马车也是一样的不舒服：“皇帝轿后有一辆二轮马车，式样笨重，又无弹簧座位，同中国的普通马车相差无几……同英国赠送的舒适、轻便、华丽的马车比较起来，上下悬殊简直无法比拟。”（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而中国人乘坐英国马车的感受也让他们信心大增。斯当东写道：“特使在这段路上乘坐从英国带来的马车。从北京到鞑靼区这条路上，这样规模的大马车，大概首次遇到。特使有时约请几位同行的中国官员进到车来同坐一起。中国官员最初怕车身太高，容易倾覆，特使告诉他们绝对安全。他们坐在车上，看到各种灵巧设计，尝试到舒服的弹簧座位，可以随意开关的玻璃窗和百叶窗，车子走得又稳又快，他们乐不可支。”
如果说皇帝的科技知识缺陷使他无法理解英国科技仪器的过人之处，那么他的屁股总能感受到西洋马车的舒服吧？
他们因此判断，这将成为英国人用来交换茶叶的有力武器：“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总无法否认和抵抗舒服方便的实际感觉。如同钟表和布匹一样，将来英国马车也将在中国是一大宗商品。”
不料，事实证明这又是一个可笑的一厢情愿。英国人“进贡”的两辆有弹簧减震设备的马车，根本没有被乾隆看见。因为车子的形制不合中国规矩：
所有礼物当中，那辆哈切特制作的漂亮马车最叫中国人伤脑筋了。京城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光是车上哪一部分是供皇帝乘坐的就让他们争执不休了。那辆冬天用的马车驭座篷罩带有漂亮的花边，装饰着玫瑰垂饰。它华丽的外表和高耸的位置让大多数人立即认定这是皇帝的座位。但是车厢之内该由谁坐就难以判断了。他们检视了窗户、百叶帘、帷幔，最终得出了结论，那只能是给他的嫔妃坐的了。那个老太监跑来问我，听说那个漂亮的高座是给车夫坐的，皇帝的座位在车厢里面，他面带讥笑地问道，难道我认为大皇帝会容忍有人坐得他还高、把背冲向他吗？他想知道，我们是不是有办法把那个驭座拆下来，移到车厢的后面去。（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原来，西式马车车夫的座位位居车厢的前面且高高在上，车夫背对皇帝，不合中国的礼制，只好将这辆车“束之高阁”。
这件事很容易让人想到乾隆的重孙子媳妇慈禧的另一件事：1898年，外国人送给太后一辆德国杜依尔汽车公司生产的第一代奔驰轿车。从普通人角度分析，这大奔至少要比马拉的轿车减震性能好，也要比人抬的凤辇减少颠簸感。然而，史料记载慈禧对这辆大奔并不满意。因为这辆车里，司机坐在太后的前面，这让慈禧很扫兴。因而仅仅坐了一次，这辆豪华的大奔就被慈禧弃而不用了。从那时起，这辆大奔就一直停在颐和园内。据说在“文革”动乱期间被砸烂后扔进了废品堆。
对礼品的失望加重了皇帝对英国人的反感。他认为自己受了“张大其词”的英国人的骗了。
而马戛尔尼偏偏选择了这个时候通过和砷向皇帝提出了英国的几项主要要求。他认为，皇帝认真观看了英国礼品后，应该对英国有所敬畏了。
见到马戛尔尼的这封信，皇帝才明白了英国使团的主要目的，并非是庆祝他的生日，而是想提出这些过分的要求。
即使是心情良好，皇帝也绝对不会考虑同意英国人要求中的任何一条。为大清王朝确定一系列永不变更的制度，是皇帝在位几十年一直致力的事情。因为一个小小的岛国几件不合胃口的礼品，就改变天朝定制，是不可想象的。
皇帝给英国人下了一道长谕，逐条驳回了英国人的请求：
关于英国人想与中国互派使节，皇帝说：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住居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例改易服饰，天朝亦从不肯加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住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
关于开放珠山、宁波、天津，皇帝说：
向来西洋各国，前赴天朝地方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由来已久，尔国亦一律遵行，多年并无异语，其浙江、宁波、直隶、天津等海口均未设有洋行，尔国船只到彼，亦无所销卖货物，况该处并无通事，不晓谙尔国语言，诸多未便，除广东、澳门地方仍照旧交易外，所有尔使臣请向浙江、宁波、珠山及直隶、天津地方船泊贸易之处，皆不可行。
对在北京设一洋行，皇帝说：
京城为万方拱宸之区，体制森严，法令整肃，从无外藩人等在京城开设货行之事……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掺杂。是尔国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
关于英国人想“获得”一个岛，放置货物，皇帝说：
尔国欲在珠山海岛地方居住，原为发卖货物而起。今珠山地方既无洋行，又无通事，尔国船只已不在彼停泊，尔国要此海岛地方，亦属无用。天朝尺土皆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
至于让生活在广州的英国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度这个小小的要求，皇帝同样断然拒绝。英国人希望能住到省城之内，并且恳求说，他们在广州期间，应该有骑马、从事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和为健康而进行锻炼的自由。英国人还保证说，他们将注意在得到准许后将不打扰中国人的生活。但皇帝认为，这个问题过去早有过定制，不容更改。他说：
向来西洋各国夷商居住澳门贸易，画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发货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今欲于附近省城地方另拨一处给尔国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历来在澳门定例。况西洋各国在广东易多年，获利丰厚，来者日众，岂能一一拨给地方分住耶。至于夷商等出入往来，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随时稽查，若竟毫无限制，恐内地民人与尔国夷人间有争论，转非体恤之意。核之事理，自应仍照定例，在澳门居住方为妥善。
关于改革广州贸易体制并公开关税，皇帝则说：
粤海关征收船科，向有定例……毋庸另行晓谕。
总之，马戛尔尼的所有要求，一字不落，全部被否定。在结尾处，皇帝总结说：
以上所谕各条，原因尔使臣之妄说，尔国王或未能深悉天朝体制，并非有意妄于。朕于入贡诸邦诚心向化者，无不加之体恤，用示怀柔。如有恳求之事，若于体制无妨，无不曲从所请。况尔国正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赐予优嘉倍于他国。今尔使臣所恳各条，不但于天朝法制攸关，即为尔国代谋，亦俱无益难行之事。兹再明白晓谕尔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遵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经此次详谕后，尔国王或误听尔臣下之言，任从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严，各处守土文武恪遵功令。尔国船只到彼，该处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当立时驱逐出洋，未免尔国夷商徒劳往返。勿谓言之不豫也。其凛遵毋忽。
乾隆的这道谕旨，向世界宣告了通过和平方式打开中国大门的不可能。
乾隆不知道，他错过了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对外部世界一直是怀抱着相当兴趣的。汉武帝多次派人外出探险，与欧洲遥通声息。唐代开始，中国对外贸易已经相当繁荣，“自伊吾以西，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员不绝”。各色人种的商人聚集长安，一直是大唐开放气派的一个标志性证明。两宋海外贸易更为繁荣，数代皇帝对外贸都十分重视。北宋神宗曾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因而他要求臣下“创法讲求”，以“岁获厚利”。南宋偏居东南一隅，对海外贸易的依赖性更强。宋高宗说：“市舶之利最厚，若错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南宋外贸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大元王朝的开放直接导致了《马可·波罗游记》的诞生。马可·波罗记载当时刺桐港（泉州）繁荣的盛况：
船舶往来如织，装载着各种商品……这里胡椒出口量非常大，但其中运往亚历山大港以供应西方各地所需的数量却不到百分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虽然贸易关税和运费加在一起占到了货物价值的一半以上，但剩余的一半仍有很大的利润。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使人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从16世纪起，西方国家以葡萄牙为先锋跨越重重大洋终于来到神往已久的东方海面。它们在东南亚及中国大陆东南海域的岛屿建立贸易据点，展开激烈的贸易霸权争夺。全球化过程从此开始，任何国家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而恰恰从此时开始，中国开始转向闭关锁国。
当西方人出现在东方海面之际，中国恰逢改朝换代。在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看来，海外贸易除了进口些用不着的奢侈品，以及带来危险的海外势力外，不能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所以他下诏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不仅海外贸易，连近海内贸都在禁止之列。虽然明成祖时期郑和七下西洋，但是其目的仅仅是招徕朝贡国以及追踪建文帝。明成祖去世后，这种赔本买卖很快停止了。虽然明朝中后期部分开放海禁，允许小规模海外贸易，但仍然禁令重重。嘉靖年间，明世宗规定：“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明初郑和宝船有9桅之多，船的吨位也大至1500吨左右，而双桅船的载重量则只能在500石以下。这一禁令影响持续了300余年，直到1820年，中国驶往东南亚的海船仍限制在两桅。
清朝建立后，由于台湾郑氏势力的存在，一度宣布禁海。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清朝收复台湾，同年十月，开放海禁。这是中国赶上世界的最后一个机会。从内外条件来讲，中国都处于有利地位。从内在条件看，康乾时代，中国的制造业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绸缎、生丝、瓷器、茶叶等独步世界的商品不仅销往南洋、日本、中亚等传统国家地区，而且远销俄国和欧美。一直到乾隆辞世的18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所占的份额仍超过整个欧洲5个百分点，大约相当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中国gdp在世界总份额中占到将近1/3，比今天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还要高。贡德·弗兰克说：“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白银资本》）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无论对东洋还是南洋，都是大量出超，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
从外部环境看，17世纪后半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已经衰落，后起的荷兰也进入衰落的过程中。英国还未走出革命后的内政困扰，其向东亚的大规模扩张是18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从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前半期，可以说是东南亚海上力量的空白期。甚至从马戛尔尼使华到英国有能力直接攻击中国，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乾隆能通过马戛尔尼访华敏锐地感觉到迫在眉睫的威胁，并抓住这最后的时机积极经略海上，加强中外海上交流，并非没有可能获得大量最新西方军事及科技成果，迅速赶上世界水平。（《16世纪至19世纪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海外贸易政策述评》）
可惜，这仅仅是一个假设。中国文化并没有提供这个可能。中国人从这次交往中所获甚微。
在马戛尔尼离开中国后，乾隆皇帝得出结论说：
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驶，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
“便于水而不便于陆”，在后来的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官员得出的结论仍然与此毫无二致。
马戛尔尼使团的到来对中国重大的后果只不过是在天朝的朝贡国名单中多了一个名叫“咭唎”的海外番国。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开始重修的清代第三部一统志中就增加了“咭唎”一条。
虽然英国人拒绝下跪，惹得乾隆生了一肚子气，但精明过人的皇帝仍然不愿意放过利用这次英国人来访标榜自己的统治的机会。英国人送来的大批衣料，被他赏给了大臣们，让他们看看新鲜，并且特意说明这是英国人万里远来进贡的东西，以使“内外大臣共知声教覃敷之盛”。不过，有一些大臣头脑不够灵光，收到赏赐后的谢恩折中未说明是收到了英国所进之物。皇帝对此深为不满。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特意因此而降旨说：“本年英吉利国遣使赴京，祝禧纳赆。朕因系远夷所进方物，特命分赏，俾内外大臣共知声教覃敷之盛。督抚等接奉后，谢恩折内自应将所赏物件系英吉利国呈进之处叙明。昨朱圭奏到折内即将此意叙入，乃本日蒋兆奎谢恩之折，止称奉到恩赏啤叽褂料一件，而于英吉利国所进并未一字提及，竟系无故而特加赏赍。所奏殊不明晰。”虽然英国人的进贡过程闹得很不愉快，但清王朝上下仍然毫不费力地将此事归纳为圣朝光荣伟大的证明。长芦盐政徵瑞在奏折中就这样写道：“圣主至德如天，外夷闻风向化，吉祥好事甚多。”直隶总督梁肯堂在奏折中亦说：“英吉利遣使入贡，实为圣朝吉祥盛事。”
那几样最大、最精美的礼品，比如那个“大表”，被皇帝当成了装饰品，分别陈列在了圆明园及大内。至于小件礼品，大都随意处置了。英国人礼品中有一批金属工具，这些“钢铁制成品”，是“为了皇帝陛下可以同中国同样物品做一比较”，目的是展示英国金属加工工业的发展水平。斯当东乐观地认为，“将来东印度公司的船假如能开到天津，英国伯明翰和设非尔德的货品（五金器具）只在北京一个地方就可以销很多”。而皇帝是怎么处理的呢？档案记载，当年十月二十九日，皇帝把它们当成“铁家伙”赏给了造办处的工匠们使用。“十月二十九日，库掌舒兴、催长恒善来说，太临监鄂鲁里交西洋铁家伙一件，英吉利国进，传旨，着赏给造办处匠役用。钦此。”
那些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军火还有那驾没法被皇帝看见的马车则被锁进仓库，再也没有人关心过。1860年英国人抢劫圆明园时，又找到了60年前他们进贡来的东西。“在金库旁边，就有一座较大的库房，里面放着马车和大量的器物，这些器物都是成套的，几乎不是镀金，就是镀银，非常精美。蒙托邦将军一眼看出，这是一个车马库，存放的都是欧洲货，有公元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代表英王乔治三世，敬送给83岁高龄的乾隆皇帝的豪华大马车，还有公元1792年在英国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制造的杀伤力极高、制作精致的榴弹炮以及炮弹、炮架和牵引马车等全套装备，还有马戛尔尼私人敬送的礼品。令众人惊讶的是，这些进献之物，竟然全都原封未动，丝毫没有碰过的，上面落满了灰尘”。（《故宫国宝宫外流失秘笈》）
英国人很奇怪中国人为什么放着这么好的武器不用，而一直以自己那笨重过时的火绳枪与他们较量。
二 英国人眼中的“康乾盛世”（1）
出使中国这一年，马戛尔尼勋爵55岁。从27岁作为特使被国王派往俄罗斯起，他已经从事外交28年了，历任爱尔兰事务大臣、格林纳达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早已经是外交界骨灰级人物。漫长的外交生涯已经使他厌倦。“后来政府委他做孟加拉总督，他辞不就任。就权力和报酬而论，孟加拉总督是大臣所能推荐的最高职位了”。（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不过出使中国这个任命，却令宦性已淡的他一下子兴奋起来。“到北京访问这个工作对一个热心追求新鲜事物的人来说是太有吸引力了。因此当政府刚一向他示意，他立刻欣然表示接受。”（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原来，马戛尔尼勋爵是一个“中国迷”。事实上，那个时代的欧洲，每一个贵族沙龙里都会有一两个中国迷。
从罗马时期开始，欧洲人就对中国怀抱着浓厚的好奇心。通过越洋而来的丝绸，他们对这个古老国家已经展开了无穷的想象。对欧洲人来说，中国似乎是另一个星球上的国度，中国的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神秘。人们传说，在遥远的东方丝国，人们从一种奇特的树皮中抽取丝线，织出美丽的丝绸。（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
直到马可·波罗时代，西方人才真切地触摸到了中国。1275年，21岁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穿越欧亚大陆到达开平府，在这里见到了令世界震撼的蒙古大汗忽必烈。他向欧洲人汇报说，中国幅员广阔、物产众多、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1522年，麦哲伦打通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线。从那时起，一批又一批身怀传教热情的传教士抵达中国。他们向欧洲寄回大量书信，汇报他们的惊人发现。传教士们说，中国几千年来一直由孔夫子的思想所指导，由开明君主们所统治，社会富庶而和平，人民勤劳而礼貌。这些说法令刚从中世纪蒙昧中觉醒过来的欧洲人眼界大开。一股“中国崇拜”的热潮迅速燃遍欧洲。欧洲许多的大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如醉如痴，他们认为中国的一切，从制度到道德，都比欧洲优越。伏尔泰在他的小礼堂中供奉上了孔子画像，并且向欧洲人宣称：“世界历史始于中国。”莱布尼茨被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他认为中国拥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他的学生沃尔夫则认为中国就是现世的乌托邦。
马戛尔尼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迷。他已经走遍了世界各大洲，从加勒比海到印度，但神秘的中国对他来讲仍然是一个谜，一个让他魂牵梦绕的谜。在并不知道自己将要出使中国的1786年，他已经在诗句中这样表达了对中国的向往：
仿佛我游览中国幸福的海滨，